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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8年浙江考县长

2015-02-12 信息来源:浙江档案局 浏览次数: 字体:[ ]

记者 钟松君

档案索引

“家骅自受中央命令,承乏浙江民政厅半年来,本着总理的遗教,根据建国大纲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,与省政府各委员共同努力于街村的组织、土地的整理、警政的改革……浙江训政的实施可算粗具模型。”

浙江省档案馆藏有1928年6月《浙江县长考试特刊》,这是浙江民政厅厅长朱家骅写的发刊词,开头便交待了县长考试的背景。

1924年4月12日孙中山手书25条《建国大纲》,列出了“民生、民权、民族”三大目标,程序为“军政、训政、宪政”三个时期,其中第八条说:“在训政时期,政府当派曾经训练、考试合格之员,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。”

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,要实行训政,于是依据孙中山《建国大纲》,要考试选拔人才。朱家骅在录取后的致辞中便这样说:“考试是甄拔人材的正路。况且,总理(孙中山)这样交代我们,要我们实行考试权,我们当然是要遵守的。”

寻找“三有”人才

“考县长”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选拔县级长官的特殊方式。以前科举时代,中了进士,吏部试毕,也是人才储备,未必就有官当,很多进士还要等待候任。像《西游记》中唐僧的父亲陈光蕊,中了状元,游街庆祝,被绣球击中,当即与宰相女儿结婚,第二日即外放江州知府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出现的。

而民国时期考县长,是直接选拔县长人选,目的很明确,考上了很快就上任。组织者也不是中央,而是省级政府。

袁世凯当国时,就考过4次县长,后来停了。1928年浙江、江苏、江西、广西、湖北等省,于北伐后开场考县长。

浙江省第一次县长考试,是在1928年春天,当时总揽其事的,便是35岁的民政厅厅长朱家骅。他说:“今后县长的人选,确是实施训政计划成败的唯一关键。”

他认为新式县长需要符合三个条件:有道德,有才干,有充分的新知识,来“应付革命的新环境,实现革命的新政治”。

北伐军1927年2月占领浙江,同年7月省政府正式成立,半年后即考县长。这条时间线很紧凑。而当时,浙江杭州,俊彦云集,县长考试委员会中,除了省政府官员,还有许多一流的学者名人。

考试委员,豪华阵容

翻到《浙江县长考试特刊》第四页,有《浙江县长考试襄校监试委员人名表》,其中“考试委员”19人,前三个是:蔡元培、何应钦、朱家骅。

《浙江县长考试特刊》记载,考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,是“十七年三月二十日下午”,即1928年3月20日下午。

绍兴人蔡元培,当时是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。这段时间他创办了位于杭州的国立艺术院(即今中国美术学院),还在开学式上发表了演讲。何应钦是浙江省主席。所以这两人都在名单上。

《浙江县长考试特刊》中,委员会一共开了七次会议,蔡、何都没有出席。出席人数最多一次,也只有13人。

排第四个的是财政厅厅长陈其采,湖州人,自幼聪慧,16岁得秀才,22岁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中华队第一期步兵科。他的哥哥就是陈其美;他还有两个出名的侄子:陈立夫、陈果夫。陈其采参加了考试委员的第五到第七次会议。

那时候省政府设主席一人,委员约十人,下设军事(后改保安处)、民政、财政、教育、建设等厅。

第五个是安徽人程振钧,是建设厅厅长,第一届西湖博览会就是他负责组织筹办的。一起筹办西博会的杭州市长陈屺怀也在名单中。他是慈溪人,同盟会元老,朱家骅担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前,他代理过一阵子。他的堂弟比他有名:陈布雷。陈布雷的文章是陈屺怀教的。

庄崧甫是奉化人,曾大力资助孙中山,辛亥革命上海光复时大力资粮、筹饷,还是蒋介石的师辈。他从过文、从过政,还办过农业、办过工业,办过孤儿院,做过很多事,著有多种农林学著作。此时这位老先生已68岁,任浙江省政府委员,出席了委员会第五次和第七次会议。

军事厅厅长是诸暨人蒋伯诚,同时代行省主席之职。他参加过护国运动,从广东北伐到浙江,打败孙传芳的部队。抗战中他还潜入上海负责情报工作,因病被日本宪兵队抓住,誓死不降,被打得半身瘫痪。他只参加了一次会议,还有一次请假。

蒋梦麟,余姚人,教育家,当时他是第三中山大学的校长,正在操办将学校改名为浙江大学的事。教育界的还有著名诗人刘大白,绍兴人,刚从复旦大学辞职来到浙江大学。

殷汝熊,温州人,法学家,当时任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。王世杰,著名的宪法学家、武汉大学创办人,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法制局局长,他是3月26日考试前一天所聘。法律界的还有嵊县人宋孟年。

嵊县人马寅初也在列。他是省政府委员,著名的经济学家。另一个经济学家刘大钧也在名单上,他也是著名统计学家。后来人称“中国四大经济学家(另两个是何廉、方显廷)”,有两个在这儿了。还有一个嵊县人赵文锐,也是经济学家,译著甚丰。

主持人朱家骅

仔细看下来,考试委员的名单上,似乎少了一个人:张静江。

张静江湖州南浔人,出身巨富之家,曾多次资助孙中山,又与蒋介石交好。他是国民党的四大元老之一(另外三人是蔡元培、吴稚晖、李石曾),还是国民党第二任首脑,1926年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。他以足疾辞职后,才由蒋介石继任。

这些当然不是他应该名列考试委员名单的理由。

但是他一年前还是浙江省主席,一年后又回来任浙江省主席。他在浙江做了许多事,修公路,筑铁路,办电厂,办西博会,可谓是轰轰烈烈搞建设。

而朱家骅的学业仕途,也依靠张静江的提携。

曾任浙江佛教协会主席的杜伟是青田人,曾两次充当朱家骅僚属。他在《我所知道的朱家骅》一文中说,朱家骅在同济大学读书时,正值辛亥革命,张静江、戴季陶、陈其美等在上海奔走,朱家骅就是追随者。

后来他自费留学德国研究地质学,也得到了张静江资助;后来在北京大学教德语,蔡元培又保送他二赴德国深造,学地质学。

杜伟说,1926年“三一八”惨案后,朱家骅因参与学生运动遭通缉,逃回浙江,张静江和戴季陶招他去广东,并推荐给李济深,出任广东省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。

1927年,张静江又将他推荐给何应钦,回浙江担任民政厅厅长。当时何应钦虽然是浙江省主席,但经常在南京,而张静江又在中央全力支持,所以朱家骅在浙江位高权重,得以施展抱负。

据杜伟回忆,朱家骅亲自掌握考县长事务,“并由顾问许炳堃(德清人,著名教育家)经理其事”。

委员宣誓

“人名表”中还有襄校委员、监试委员、各类职员数十人,其中也不乏名家,比如语言学家郑介石、书法家沙孟海。

还有一位女士,就是与吴宓闹过复杂情变、后来嫁给熊希龄的毛彦文,当时她从金陵女子大学毕业,在省政府任职,还没去美国留学。

考试委员的宣誓文本是:

“余敬宣誓,余将恪遵总理遗嘱,服从党义,遵守考试条例,忠心及努力于本职,余决不徇私舞弊,及授受贿赂,如违背誓言,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。”

这段誓言,与两年后国民政府颁行的《宣誓条例》,格式、句式大抵相同。1936年竺可桢任浙大校长时的宣誓,也是这个格式。

考试委员会每次开会之前,先推举会议主席,接着还有一项仪式,是“主席恭读总理遗嘱”。接下去才讨论各项事务,表决。

报名资格与十不准考

参加县长考试的报名条件很简单。

“考试条例”是1927年12月21日,由民政厅提议,经省政府委员会通过的。其第二条规定,考生年龄须在25岁以上,再有下列资格之一的人:

国内外大学或高等专门以上学校毕业;办理民众运动半年以上著有成绩的;还有就是搞过国民党党务工作的资历。

第三条列出十种不能参加考试的人,第一是共产党。那年发生四一二事件,国民党搞清党,国共合作破裂,所以如此。后来有不少此次考中县长者,镇压过共产党领导的暴动,比如黄岩县长孙崇夏、遂昌县长杨兴烈等。

其他条件相对宽泛,不能参加考试的是,土豪劣绅反革命、贪官污吏鸦片鬼,还有褫夺公权者、破产未清者、有精神病者以及现役军人、年力过衰者。

考试程序分三步走:资格审查、笔试、口试。

报名从1928年1月3日开始,原定2月4日结束,后来为了照顾远道投考的人,延期至2月29日,一共有625人报名,有6人退考,计619人。

后来因审查不合格、临时未到的有一百多人,实考484人,其中又有43人违规和弃考。

  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县长考试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笔试的十大科目

考试委员有当时浙江省的主要官员,还有经济、法律、教育、农业等各方面的专家,或者专家型官员,各有非凡建树。很多人有留学欧美日的经历,有的还是国内顶级专家,真是群贤毕至。

所以这次县长考试,对考生知识、能力的要求是很全面的。

考生还有一张体格检查表,检查骨骼、营养、肺脏、心脏、腹部、感觉器、运动器等。

笔试从3月27日考到3月31日,一共5天,共10个科目:

27日,总理(孙中山)遗教;

28日,中国革命史;世界政治经济大势;

29日,党务与民政之关系;人民经济及地方社会问题;

30日,市政及农村建设政策;民法刑法;

31日,警政;地方行政实际问题之应付;浙江人文地理。

每天早上7点到场点名,8点开始考试。

试题挺难

有的考试科目看上去政治性很强,像“党务与民政之关系”,其实是二选一的作文题。绝大多数试题,侧重实用。

比如“总理遗教”科第一题:“国家经营事业,开始计划时,须根据何种原则,试列举说明之。”第二题:“总理主张我国沿海岸应设三个头等港,试略述其位置及其与国内国外之关系。”

这是宏观题目,需要掌握国内及世界的经济政治情形。

在“世界政治经济大势”中,有关于代议制度的缺点及补救办法,有裁减军备运动的,有英美日对华关系的,有苏俄经济政策,有欧洲税制、货币、国债变迁,有一战后的资源争夺的,不少题目与后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关系密切,出题很有眼光。

“总理遗教”科第十四题:“会议之种类有几,试举例而释其异同。”第十五题:“一案既经表决之后,是否尚宜复议,何人、何时可以提出复议。”

这是日常事务处理及规范,需要熟知现代会议组织的常识与法律知识。

“浙江人文地理”一科,大多是需要背下来并有自己的见解,比如人口、工矿农业的出产、通商口岸与不平等条约等方面的题目。有一题是列表说出浙江几道几府,还有一题是这样的:“菱湖南浔乌镇琏市诸镇,为何出名。”

警政及民法、刑法试题,自然要有法律知识。刑法最后一题是一个复杂的故事,让考生判案:

有甲乙两人,因与己庚有仇,邀约丙丁戊三人,持械同往杀害。戊中途畏惧不行,及至己家,己适外出,甲乙将其妻女殴伤,丙丁阻止无效。旋至庚家,庚被杀伤未死。嗣经警察追捕,丙丁逃逸,甲乙抗拒警察,情急用枪,将乙击毙,甲就获。丙丁越日自首,戊亦被警察案究。应如何分别论断?试拟判词。

新时代县长的新任务

从这个试题可以看出,县长上任后,还需要充当法官。县长掌司法,是中国历代的传统。

以前各朝代的知县,全权负责地方的行政、司法、财政、文教,其中刑名与钱谷,是两大最重要的工作,配专门师爷的。

在民国“训政”时期,还是县长负责制,事务就更加繁杂了。

王奇生在《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》中说:“所有政务之设施,员役之督察,积弊之廓清,均丛集一身……在县长的具体职责上,规定更是巨细靡遗,其中民政31大项,财政28大项,建设48大项,教育17大项,卫生27大项,司法21大项,林林总总计172大项。每一大项中,又分许多小项,如民政类31大项中,细分160小项。”

比如,以前老百姓有争端,先是在一村或一个家族内处理,不能了断,才上衙门。但现在县长需要更接近民众。不但田赋税收、公产处理、兴修水利、修路建厂、维持商业、防匪防灾、编查户口以及卫生教育等要操持,连禁烟禁赌、改良恶习也在日常工作之中。

当然兵荒马乱之时,给过境军队供军粮,也是常常遇到的事。有的地方军队来了,直接自己派人去当县长,真县长就只好开路。

总之,那时候起,县级基层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和控制,比以前大大加强了。

总理遗嘱共有几字? 尊姓大名共有几笔?

笔试第一名的是冯世范,总分1192.33,平均分70.73,是惟一过了70分的。及格的最后一名是1005分,平均分59.11。

笔试的成绩是:33人考了60分以上,7人考了59分以上60分以下,401人没考到59分。

59分以上的都参加了口试。因为委员们看了卷子,觉得那7人与达到60分的人,水平差得不多,遂达成决议,也给他们一个机会,所以有40人参加口试。

考了59分以上的人,《特刊》中都有履历,还注明了介绍人。当时有人呈请,“将录取县长试卷发刊并将不及格者试卷发还”,在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讨论“应如何办理”,议决:“不理”。

口试是这样的:传两人进来,一人当堂作短文一篇,一个口头回答考试委员问题,时间为五六分钟,完毕后轮换。

口试的决议有数种结果:

大多数是简单地写了“通过”二字;

有一种是“态度言辞均好通过”,算是特别的赏识;

有一种是“因各种原因需要再次口试”,是再给一次机会的意思;

有一种是“轻率失态勉予录取”,心有憾焉;

另外就是“不合格不录取”。其中最差的一个,注有“声名恶劣不予录取”。

杜伟说,朱家骅亲自参与口试,“以察对方之‘容貌’和‘口才’”。

口试一次通过的28人,不合格的6人,参加第二轮口试的6人。第二轮口试,两人录取,两人勉予录取,两人不合格不录取。最终共录取了32人。

这次口试,还有一个段子,至今在“口才界”“面试界”“公务员考试界”广为流传:

来自安徽旌德的考生朱懋琪,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,口试时对答如流。最后朱家骅忽出怪题:“《总理遗嘱》朝会、纪念周都要诵读,无不烂熟,请你回答一共有多少字?”朱懋祺答不出,反问:“主考官的尊姓大名,天天目睹手写,也已烂熟,请问共有几笔?”朱家骅一笑录取。

原计划让准县长们去日本考察

考取县长后,并非立即上任,还要培训一下,就是在本省各县分组调查。

准县长们分为四组,按每人每天5元共一个月领取费用,分别开往钱塘道属、会稽道属、金华道属、瓯海道属。

调查内容分为20个事项,包括行政、征收、警政、法院等处理实况,还有机关、监狱、城镇、道路、教育、卫生工农商业实况以及人民生活及生计实况,20项,20个“实况”。

除了城镇闹市及民间团体会所,还要到偏僻农村考察。

调查结束,要写成报告,不能空泛文饰。另外还有每天的日记,包括生活、调查工作及心得。

本来还打算让准县长们去日本考察,列了详细的计划,经费5.4万元川资和1万元特别费(69人90天),考察事务28条,调查12个区域的各种场所,还要听日本内务省、文部省各局、科主管官员以及工业、商业、农业专家的演讲。当然还要交各种作业。

为什么要去日本考察?朱家骅说,要改良中国,就得借鉴外国,去欧美调查,时间与财力有所不许,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,进步极快,与欧洲国家不相上下,且日本人情风尚又与中国大略相同。

朱家骅在致辞中说:“从前的日本人就是陆海军人也是身体瘦弱矮小,都是我们眼见的,可是现在日本的人民,身体显然很强壮。”

他认为这是日本维新之后物质文明、科学昌明的缘故,所以他反复告诫要好好考察,回国“来作周密的改革”。

突然发生了“济南惨案”

其他人的致辞,也谆谆叮嘱,各有侧重。

庄崧甫在致辞中强调“亲民”。要求县长们到任后,不要“天天坐在衙门里不出去”。因为县长是公仆,人民无衣食有痛苦,“无一事不问县长”,“对百姓件件顾到方为真县长”。

陈其采致辞的重点,是希望县长们发挥中国人自己建设国家的能力,“欧美人说我们是劣等人种,所以不能建设,这是很可耻的”。他将国家比作房子,各县便是房子的基础,“房眼愈高,基础益要坚深”。

赵文锐的致辞归结于如何终结“四千年来一治一乱循环式的现象”,“若要长治久安的日子,非使人民能自治不可”,所以“诸君的目的,不当在治民,要民治,这才是不负浙江省政府考试县长之用意”。

杨廉提出“理想的县治是什么”。他举了绍兴许多例子,其中一个是:“绍兴每一条街都有好几个露天厕所,奇臭不可当”,当地人说历来如此。他问,当地人见惯不惊,“历任绍兴县长也见惯不惊闻惯不臭不生什么问题”?

清朝结束后,又军阀混战,所以千头万绪,都要从头做起。这些考试委员的致辞,充满了对国家落后的焦虑,吏治腐败的痛心以及改变现状的期望。

但赴日考察计划最终被迫取消,因为1928年5月发生了“济南惨案”。当时日军借口北伐军抢劫日本侨民,在济南大肆屠杀中国人,形势大变。

朱家骅在县长们领取川资凭证时训话,说到赴日考察计划的改变:“因为日本这次出兵山东,在济南惨杀了我们的外交官,摧残了我们的陆军,屠戮了我们的人民,到现在还接二连三地增派军队来华,丝毫没有悔祸的意思。这种残暴的举动,我们如何容忍得下去,我们如何腼着颜面,忍气吞声地到日本去考察。”

日本破坏中国近现代的发展进程,不是第一次了,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,就止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。

江浙县长资格最优

据杜伟回忆,报考县长的,有老头子,有父子兄弟同考。但录取的人,年纪最大的是湖北武昌人安先华,42岁。这是一批年轻县长。

有的县长,至今还出现在新闻报道中。

2014年6月,象山吴祚汉、吴文达兄弟捐给县档案馆两幅字。一幅是1927年至1929年象山县长徐倞所写“有功水利”,一幅是1929年至1933年象山县长张周汶所写“不辞劳瘁”,都是表彰吴氏兄弟的爷爷——慈善家、卖田从事象山水利建设的吴开科。

这张周汶是临海人,考前是金华地方法院的书记官。

当然并非考上了就当县长,或者当了县长就干得好,不会被撤掉了。近代史专家王奇生说,当时县长资格,省际差异很大,“其中江浙县长资格最优,江西、安徽、湖北等省次之。”

这次考中的县长,颇有几个得到后人怀念。

笔试第一名冯世范,绍兴县人,25岁。口试之后,他也归入最优秀的七人之中,这七人排名不分先后。

他是国立东南大学商科经济学士,头衔有一串:浙江党部商人训练所讲师,上海特别市党部征求处主任兼秘书处交际科主干,杭州民国日报馆编辑。

他的介绍人是王讷言、蒋剑农、肃明新。这三人也大有来头,是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,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派来的7个浙江省临时执行委员中人物。这也表明了冯世范的某种身份标志。

冯世范后来奉派去淳安当县长。如今已沉入水底的淳安古县城贺城,曾有一条宽阔的青石板街道,叫冯公街,就是冯世范治理臭水沟后筹资修建的。

考第二名的鲍思信,他的介绍人更奢遮,是于右任和邵力子。

鲍思信是江苏宝山人(今属上海),复旦大学商学士,当时30岁,在浙江省立商科职业学校任教务主任。

他后来到义乌当县长,没多久就回江苏,任江阴县长。他组织疏浚60里东横河,修建公路,都亲自上工地。1934年在36岁上积劳成疾,病死任上,当地万人聚集追悼会。有挽联曰:

感激许驰驱,尽瘁几时,春日泥涂夏日雨;

弥留遗嘱咐,招魂何处,黄田船闸应天河。

纪念与信息公开

朱家骅后来还组织过两次县长考试。

第二次是1929年5月,录取了十余人,也是去各县观摩实习一年多再回民政厅实习,然后正式外放县长。第三次是1930年,又录取十余人,没有再派往各县实习。

三次一共录取60多人。有的留在省政府机关,大多赴县上任。朱家骅去中山大学当校长之时,浙江各县县长,大半换了新人。

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《浙江县长考试特刊》,内文有74页,内容很详细。

最后的编者附志说,将这些资料搜集起来汇编成册,有两个目的,一是“藉作后日记念”,二是“要使民众方面了解这次县长考试的办法和结果,似有向他们公开宣布的必要,俾得研究和批评”,即政务公开的意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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