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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学良如是说

2014-12-30 信息来源:浙江档案局 浏览次数: 字体:[ ]

对于1936年12月12日“西安事变”抓蒋介石,张学良有一个形象的说法:“就像灯泡,我暂时把它关一下,我给它擦一擦,我再给它打开,让它更亮。”

“九一八事变”之后,张蒋两人政治策略上的对立,张学良用一句话就概括完了:“我跟蒋先生争的就是这个问题:他是安内攘外,我是攘外安内。”

1936年12月25日,在“西安事变”发生13天之后,少帅亲手把“灯”重新点亮。后来在做“口述历史”时张学良说,释放蒋介石这个日子,是宋美龄、宋子文挑的,以作为圣诞礼物。

而张学良得到的“大礼物”,则是半个多世纪的幽禁。

    档案索引

“人必自恶,而后人恶之,国必自亡,而后人亡之,可叹!”

“亲眼看见卖国奴,真使我五衷如焚,恨不得食彼辈肉,而方快……”

如此激愤的话,出自张学良1931年10月12日写给部下何柱国将军的信。这封5页长信,张学良写了3天,有500多字,时在“九一八事变”爆发之后不久。

在浙江省档案馆的珍藏中,还有一封少帅写给何柱国的信,那是“西安事变”后,他被囚于奉化雪窦山时所写,提到自己“山居”近况,表达了对东北军的关切。

    “卖国奴非杀不可”

1928年12月29日,28岁的少帅张学良,宣布东北易帜;东北归顺南京国民政府,蒋介石当然是很高兴的。

蒋介石绝不会想到,8年之后张学良联手杨虎城,竟然发动兵谏,把他给抓了起来,目的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“逼蒋抗日”——“把灯泡擦亮一点”。

在这个时段里,一个深深打进历史肌体的楔子,就是1931年的“九一八事变”。历史已经证明:张学良和蒋介石,先期都曾怯于日本,后来都要坚决抗日。

早在1928年5月,蒋介石就提出了“不抵抗主义”。那时他忙于北伐,不想另外树敌;所以“不抵抗主义”的“发明权”属于老蒋。但“九一八事变”发生时,下令“不抵抗”的是少帅而非老蒋。张学良对此已多次坦然承认,是自己“判断的错误,应付的错误,致成‘不抵抗’”。

主因一是,当时刚在北平协和医院里养病的少帅很不“帅”。他对日本侵华估计不足,以为只是一般“挑衅”,“找点麻烦”而已,有待观察。

二是认为中日两军军力悬殊,根本打不过日本人,先还是不抵抗为妙。

在《张学良文集》中,收有他9月19日、20日在协和医院多次接受中外记者采访的见报所言,关键词是“尽任日军所为”,其中对天津《大公报》记者所谈的开头几句就是:“君来为访问沈阳之新闻乎,实告君,吾早已令我部士兵,对日兵挑衅,不得抵抗。故北大营我军,早令收缴军械,存于库房。”

后来他很快醒悟了,事变后不到一个月,他在10月12日写给驻守山海关的何柱国将军的信,就是明证。

“现在最重要者,要确实团结,上下一心,外可以御强敌,内可以除卖国贼。”在信中,少帅非常激愤地倾泻了对卖国贼的憎恨:“卖国奴非杀不可”“到这步天(田)地,大家(大老)还不牺牲一切,一致对外,真伤(丧)心病狂”。

他明确希望大家都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,“确实团结”,抗日御敌。他对何柱国将军说,“切盼我兄,训咱将卒,内忧外患纷来,此正男儿报国时也”。信尾还说,“弟五衷如焚,写了个乱七八糟,阅完切要一焚”,真可谓性情中人。

张学良毕竟有家仇国恨,说他骨子里不抵抗、不抗日,那是不可能的。蒋介石与张学良本质上一样,都痛愤于日本侵略,但一时都下不了抗日决心;而且,蒋介石那时忙于“剿共”。

    “他是安内攘外,我是攘外安内”

“剿共”“平定内乱”“攘外必先安内”,是蒋介石既定的战略决策。从1930年冬开始,他一次次“围剿”,共产党的军队则一次次“反围剿”。最后,他把工农红军逼上长征路。

后来东北军也被派到西北去剿共,张学良是越干越不情愿。

在浙江省档案馆收藏的纪录片《世纪行过——张学良》(台湾郭冠英等1993年采访制作)中,少帅说得很明白:“我跟蒋先生争的就是这个问题:他是安内攘外,我是攘外安内。中国打内战,我一听打内战我就难过,何苦呢?我跟介公讲,我不主张剿共,都是中国人,咱们打什么呢?”

蒋介石坚持要“先安内后攘外”,张学良坚持要“先攘外后安内”。战略选择的“错位”,结果就是地动山摇。

时至1936年12月9日,为纪念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一周年,西安1万多学生举行示威游行,要求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。对此事的处理,变成了“西安事变”的一个导火索。

自“九一八”以来,各地学生一次次游行请愿,要求抗日,初期蒋介石还能与学生一次次对话,后来渐渐失去耐心。他为“剿共”来到西安,当地学生却游行请愿要抗日,老蒋明确表示要镇压,最终激怒了张学良。

在学者唐德刚1990年所做的口述历史中,少帅谈到,他与蒋大吵了一架,蒋说要用机关枪打示威学生。少帅说:“我真是气呀,他说用机关枪打,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,怎么能打学生?”

忍无可忍不想再忍,张学良说西安事变就是这样逼出来的。在后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做的口述历史中,张学良加了一句他当时气愤之下的心里话:“我有枪就打你!”

    “唯我的利益独尊主义”

哥伦比亚大学历时两年,对张学良进行最系统的、最全面的访谈。这是一项浩大的工作,整理出来的“口述历史”达4800页,原始录音现存于哥大“毅荻书斋”。2014年8月,全七卷、定价2980元的中文版《张学良口述历史(访谈实录)》,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。

林博文《张学良、宋子文档案大揭秘》一书中张学良部分,也是根据“毅荻书斋”的档案资料写成的。书中说:遭幽禁半个世纪的张学良,在口述历史中,“宣泄其积压五十余年的愤懑、怒气与怨气,痛贬蒋介石的人格与事业,称蒋介石在近代史上的作为只有北伐和建立黄埔军校……晚年的思想像袁世凯一样,想做皇帝,但魄力不及袁”。

已年逾九旬的张学良,又一次“不再忍”,一扫过去对老蒋谨慎恭维的态度,猛烈开炮。他很不客气地评价说:“介石没有中心思想,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他自己,(我)本来很尊重蒋先生,但后来不尊重,因蒋先生完全是自我主义。”他说,那是“唯我的利益独尊主义”。

他直言:“蒋先生这个人就是比较窄小。你看他用人,他自己的亲戚和他自己有联系(关系)的人,就特别好,不是跟别人平等待遇。”

确实,老蒋有个坏毛病,就是爱搞同学会、爱玩同乡会。

“败”是一个狠词。张学良说,蒋介石是个投机取巧型的买办,好吹,什么“几年准备(反攻)、几年成功”,这样只会失信于民;他唯我独尊,一定失败。

真是桀骜不驯。1975年蒋介石去世时,张学良私拟一副挽联:“关怀之殷,情同骨肉;政见之争,宛若仇雠。”

到如今,“骨肉”没了,“仇雠”尚在。在哥大的口述历史中,“少帅对蒋几乎没有一句好话”。

    “要不是蒋经国,蒋介石就没有了”

对于各种人物,张学良陟罚臧否,已然“随心所欲”。

“蒋先生这个人,我批评他……他的思想非常顽固,旧的思想,不是当代的思想。蒋经国就不同,所以我可以说,到台湾以后,要不是蒋经国,蒋介石就没有了。”

他称赞蒋经国很刻苦,建造横贯公路很危险,“他自己去,胆子很大”“这个人很厉害,那后半段的台湾情形,他是很有功劳”。

对宋氏三姐妹,张学良明确说很不喜欢孔夫人宋蔼龄,说她是“坏蛋”;说孙夫人宋庆龄曾责怪他“为什么还不反蒋”;他对宋美龄则没有任何微词。少帅说他和宋子文是好朋友,他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后,宋子文就对老蒋说:如你把少帅枪毙,我就把你的事抖搂出来!

在纪录片《世纪行过——张学良》中,少帅说:“我的没死,关键是蒋夫人帮我,蒋先生是要把我枪毙了。我认为蒋夫人是我的知己。她一句话说得很厉害,说我西安事变,‘他不要金钱,他也不要地盘,他要的是牺牲’。”

这位会开飞机的少帅,早在1925年就结识宋美龄了,而蒋宋结合是1927年底。

1925年上海发生“五卅惨案”时,年方25岁、已晋升为陆军中将的少帅,听到消息就发表了《致上海五卅爱国学生电》:“痛我莘莘学子,竟被摧残。莽莽神州,天道何在?”

随即他南下上海,会见学生联合会代表,调停冲突,维持秩序。自此张宋相识,并结下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友谊。

    “我的最爱在纽约”

张学良1914年14岁就奉父之命,与大家闺秀于凤至结婚。于凤至比他大3岁,美丽而又智慧;1940年因罹患乳腺癌赴美求医,一别天涯。张学良曾说:“于凤至是最好的夫人,赵一荻是最患难的妻子,贝太太是最可爱的女友。我的最爱在纽约。”

唐德刚认为,张学良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了,是花花公子、政治家、军事家的“三位一体”。

“赵夫人可敬,贝夫人可爱。”“赵四小姐”之外的“蒋四小姐”蒋士云,是银行家贝祖诒的夫人,她就住在纽约。早在1927年,这位江南名媛就在北平与少帅相识,从而成了少帅的红颜知己。

“西安事变”后,张学良被囚禁,最让蒋士云感到少帅“英雄气”的,是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的一幕:主审是曾经在江西举兵讨伐袁世凯的李烈钧,张学良问他,你当年讨伐袁世凯,跟我兵谏蒋介石有什么不同?!李烈钧庭外感慨:真不愧是张作霖的儿子!

蒋士云从秘密渠道获悉少帅被囚于奉化雪窦山,就与丈夫贝祖诒一起前往探望。1937年3月13日抵达,住了一晚;两家人一起漫步雪窦山,散步雪窦寺。在少帅被转到台湾以后,已阖家旅居美国的蒋士云,专程从美国飞到台北看他。

2001年10月14日,101岁的张学良在夏威夷病逝;头一年,“赵四小姐”赵一荻先他一步而去。张学良自称“平生无缺憾,唯一好女人”。儿女情长,英雄气短,张学良也不例外;至于千秋功罪,自有历史评说。

张学良在奉化给何柱国的信

在台湾的幽禁岁月里,赵四小姐与张学良的留影:两人在吃早餐

记者 徐迅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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